农商银行改革向何处发力

近年来，我国农信社正在集中精力推动股权改造并向农商银行转变。据银保监会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1262家农商银行，资产总规模接近25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0.07%，其中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农商银行有近30家，占农商银行总数的2.4%。新成立的农商银行和正在走向股份制道路的农信社资产规模相加被业界誉为“宇宙第一大行”。

成绩有目共睹，但农商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难题，如不良贷款有所反弹，科技支撑较缓慢等。如何扬长避短成为摆在农商银行面前的一大课题。

服务“三农”成就巨大

“农信社”改组“农商行”，是国务院对于深化农信社改革的路径部署。2003年，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积极稳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更好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农信系统为“三农”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以下历史数字对比中可看出农信社改革前后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行业变化：

2002年末，全国农信社资不抵债额达3300多亿元，资本充足率为-8.45%，资本净额-1217亿元，不良贷款5147亿元，不良贷款占比36.93%。自1994年至2003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连续10年亏损，2002年当年亏损58亿元，历史亏损挂账近1500亿元。

而经过农商银行改革发展之后，到2018年3月末，全国农信社资产总额达到32.27万亿元，负债总额29.91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9.21万亿元，小微贷款余额8.02万亿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490.48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91.4%。

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全国农商银行实现净利润1212亿元，不良贷款率4.29%，拨备覆盖率为122.25%，资本充足率12.77%。

数字是枯燥的，但又是有温度的。以点多面广和资产总规模而言，作为不可替代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农信机构被誉为“宇宙第一大行”，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已有11家农商银行成功上市或挂牌新三板，其中A股5家（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吴江银行、张家港行）；H股3家（重庆农商银行、九台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新三板3家（喀什银行、如皋银行、汇通银行）。

据了解，通过加快推进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农信社向现代化银行转变，可以更好地服务“三农”。组建银行机构，能有效增加县域资金的供应。通过扩充资本金，单户贷款的额度将随之大幅提高，可为中小企业提供额度更大、品种更多、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

改制有利于增强经营活力。组建农商银行，通过市场化手段，可有效化解历史包袱。另外，引进战略投资者，培育一批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股东，可帮助农信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导现有股东积极增资扩股，适当提高资本集中度，可增强股民对农信社改制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教授认为，农信社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应尽快打造现代金融企业，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打造产权明晰、具有竞争力、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

据悉，随着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宁夏等省级农商银行的先后挂牌，以股份制为导向的多元化产权模式已逐步推行。

六大难题凸显发展瓶颈

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农商银行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难题，一是不良贷款有所反弹，二是道德风险有所抬头，三是科技支撑较缓慢，四是利率市场化带来盈利能力下降，五是经济下行带来风险集中暴露，六是互联网金融蚕食银行传统业务。

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到2018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上升0.12个百分点，其中农商银行不良率4.29%，提升1.03个百分点。

导致农商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持续下行。近年来，钢铁、煤矿、纺织业、陶瓷制造等行业市场需求萎缩，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生产成本的增加，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行业整体效益下滑，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农商银行与之相关的借款客户违约风险普遍呈上升趋势，从而导致不良贷款反弹。

外部冲击风险传导。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宽，民间小额贷款公司及融资担保公司日渐增多，部分客户无法向银行融资的情况下，转向民间借贷，由于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从而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形成恶性循环。

近年来，农商银行员工道德风险有所抬头。虽然农商银行建立了相应的问责制度办法，成立了责任追究委员会，但有的问责流于形式，真正问责时总会考虑到情面、被问责人员下一步工作积极性，造成问责不力，变相地给违规者传递了责任追究不严肃、违规操作无关紧要的印象。员工合规意识不强。员工对制度办法学习不够深入，理解不到位，主观上合规履职、防范风险意识不强，执行制度缺少源动力，只能被动、消极或选择性的执行各项制度办法，甚至对违规操作行为习以为常，安全隐患积小成大，极易形成案件风险。

科技支撑还较缓慢。目前全国农商银行的电子科技大都依托省联社的科技平台，而有的省联社科技化发展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农商银行对科技化的需求，有的省联社还停留在第一代“接口”，对农商银行创新信贷产品形成了制约。农商银行科技支撑缓慢问题与日益发展的新型业务形成了矛盾，制约了新业务的开展。

长期以来，存贷款的利差收入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来源。从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看，传统的表内授信业务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利率市场化却直接冲击着这一传统盈利模式。在利率管制期间，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基本稳定，银行只要多吸收存款，多发放贷款，控制好风险，基本就能实现利润的高速增长，规模效应明显。但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差收窄、利率波动增大，单纯依靠规模追求经营效益的发展难以为继。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脱媒的影响，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已经明显分流了银行存款，其他融资方式的发展也降低了优质客户对银行贷款的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说：近年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一些金融风险事件，如“钱荒”和股市大幅波动、银行不良贷款持续攀升、信用债违约由民营企业向中央企业蔓延等。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金融转型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资源错配风险会不断暴露。

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以方便快捷、支付便利、无现金交易等优点，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如互联网金融体系下的支付宝，通过网络支付平台缴纳各种生活费用，不仅节约了时间及生活成本，还大大提升了生活效率。同时，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出现，线上线下资源得到了适当的整合，企业项目融资的渠道得到拓宽，其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可以说互联网金融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农商银行的经济交易还局限于现场转账、汇款、支票等模式，与互联网金融相比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严重影响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此外，金融脱媒导致农商银行市场空间受限，民营和外资银行准入放松加剧竞争，给农商银行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支持县域经济潜力巨大

乡村振兴需要农商银行。乡村兴，百业兴；农业稳，天下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对于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商银行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农商银行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农商银行必须站在政治责任的高度，顺势而为，在打造便民网络上、创新惠农产品上、优化支农举措上狠下功夫，确保农商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真正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

农业现代化需要农商银行。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蓬勃发展，现代农业对金融的需求则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由小额金融需求向规模金融需求转变；二是由单点金融需求向产业链金融需求转变；三是由个人金融需求向多元化金融需求转变。这些转变将会衍生出更大的市场空间，这必将成为农村金融的一片蓝海，同时也为金融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精准扶贫需要农商银行。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金融扶贫是践行普惠金融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步伐。农商银行需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作为服务本土经济的“草根银行”，以“扶贫助困”为己任，坚持“扎根‘三农’、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创新扶贫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延伸扶贫领域，普照扶贫阳光。

实体经济需要农商银行。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受经济下行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中央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发展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依然突出。农商银行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新常态”下的转型之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银保监会也多次下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经济是金融赖以发展的基础，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带动中国银行业发展也进入“新常态”。农商银行要想突破重围，涅槃重生，就要深入研究供给侧改革。那么农商银行在“新常态”下的转型之路又在哪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孔祥智指出，应顺应混业经营趋势，推动农商行转型发展战略，提升农商银行综合化经营水平。在整个金融业启动混业经营之时，农商行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也应有前瞻性。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农商行应向实行混业经营的新型合作金融转变，即以现有农村金融机构为基础，逐渐向农业合作保险、证券等业务渗透，为“三农”服务。除了发展信托业务、租赁业务外，还可考虑设立基金公司，让农村金融机构更主动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来，发展网络银行、金融超市，实现“产品销售——银行贷款——保险代理服务”的一体化，加深客户对农村金融业的信任与依赖。

河北省农信联社沧州审计中心副主任于凤龙认为：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是农商银行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站在“互联网+”的风口，面对蓬勃兴起的金融大潮，农商银行在发展方式上，不要再提倡做大做全，而是追求内涵式发展模式，“做专、做精、做细、做透”；在业务结构上，实施资产多元化战略，提高零售业务占比，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平衡信贷、资金和中间业务的发展，向混业经营转型；转变过去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实施精细化的管理，强化成本核算和产品定价能力，提高资本与资产的使用效率。

农商银行需继续推进科技平台建设，打造先进的管理系统和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业务产品。科技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农商银行现在的传统业务就像是长矛、大刀，而竞争对手早已将这些“武器”淘汰，农商银行要想在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

他还表示，要加快互联网渠道建设，利用微信、微博、客户邀请码、手机二维码、掌上生活APP等新媒体、新平台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轻型智能获客模式，尤其是获取年轻客户；另一方面，用专业的知识、优质的产品、极致的服务体验吸引客户。要积极与电商合作，依托金融体验店，服务网点从“大而全”转向“小而密”，将服务面延伸至“最后一公里”。尝试开展流动银行的业务，通过移动展业，搭建“全接触”的客户服务渠道，真正打造成为“客户身边的银行”。

近年来，省联社、市级联社不断进行改革试点，并未从根本上强化对县级农商银行的行政管理。这种管理的弱化，不是一种“放纵”，而是对县级农商银行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违规人员加大惩处力度，实现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对一切敢于触碰违规违纪高压线的行为和操作，发现一起，严处一起，警示一片，达到令行禁止。”河北省平山县农信联社监事长李永宏说。

于凤龙还强调，要切实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的发生。近几年，部分农商银行得到了快速发展，发放了大量的大额和超集中度贷款，由于经济减速和调整期叠加，致使一些企业关停，贷款无法偿还，风险损失显现。所以，应定期开展流动风险性压力测试，盘活存量，打击借机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强化与司法部门和媒体部门的合作，营造耍赖无处生存的氛围。

作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农村商业银行，重庆农商银行8月30日披露了2018年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重庆农商银行的资产总额为9086.3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0.32%；贷款及垫款总额为3622.3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38.83亿元，增幅7.06%；存款总额为6300.9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79.11亿元，增幅10.12%；净利润为48.87亿元，同比增长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