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村振兴引入源头活水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当前，实现乡村振兴意味着巨量而又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背后，是长期以来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在农村存在的巨大短板。

如何让农村金融回归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本源？怎样为乡村振兴引入源头活水？这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宏伟蓝图，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两会期间，农村金融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普惠：坚冰消融春水生

提及农村金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可以说是代表委员们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说，目前我国农村仍然存在金融支持倒挂的问题。农村银行网点机构分布较少，而且其吸储资金大部分上划至上级行，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事实上的资金“抽水机”。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认为，小农户由于不了解政策或者缺乏相关的意识，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支持政策，与之相比，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也颇为严峻。“农业企业普遍缺乏抵押物，而且农业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很多金融机构往往对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敬而远之。”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变化正在发生。沿着普惠的脉络，金融的触角逐渐向下延伸。去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甘肃凯凯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恺提交的三份提案中有两份涉及农业企业的融资问题：《关于加大对贫困地区农业龙头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的建议》《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建议》。

现在涉农企业融资的情况怎么样了？面对记者的追问，李恺解释说：“前几年，我们真是遇到了生死关头，非常困难。但是去年两会以后，我们当地也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涉农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同样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兼田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羊风极也带来了喜讯：“我所在的田表村曾经极度贫困，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9000元。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小额贷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3万到5万元的贷款不用抵押物，只要夫妻的身份证就能办下来。”羊风极说，“我们村有40%的农户都办了这种贷款。有个贫困户靠贷款养羊，两年时间从4只发展到40多只，年收入达到了4.8万元，已经成功实现脱贫。”

种植橡胶是田表村的主要产业。为减轻胶价低迷给胶农带来的损失，继去年提案发展橡胶保险后，今年两会，羊风极带来的提案还是关于橡胶保险，意义却已不同。“去年国家在我们那儿试点橡胶增值收入保险，打安镇一共获得赔付490万元，虽然市场行情不好，胶农们却没遭受损失。”今年，羊风极委员建议扩大橡胶增值收入保险覆盖范围，让更多胶农受益。

创新：阳光普照惠“三农”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的赋能为金融服务的下沉提供了更多方式和可能。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数字化、便捷化、触手可及的移动金融服务，不但有效推动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运营效率，而且满足了消费者不断升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当前，普惠金融要真正落地，唯一路径是数字普惠金融，也就是利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风险评估方式和产品服务流程，解决“风险识别难”“作业成本高”两大突出问题。他在提案中建议，鼓励和引导农商行、村镇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向数字零售银行转型，运用金融科技来控制作业成本、降低服务门槛、扩大客群范围，为新农民、农场主提供纯在线、无抵押、高可得、小额分散的普惠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创业者“短、小、频、急”的金融需求，让数字普惠金融真正“阳光普照”惠及三农领域。

随着三产融合趋势的加强，农业产业链金融方兴未艾。通过整合农业资源和金融资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产业链金融充分发挥了“产业联动、以大带小”的作用。据全国人大代表、伊利集团质量检测控制中心主任李翠枝介绍，伊利为加强与上游农牧民的利益联结，探索出一种以“核心企业承担实质性风险责任”为特色的产业链金融模式，推出“青贮保”“牧场保”等12个金融产品，为农牧民融资提供担保，帮助农牧民打开了“钱”路，这12个金融产品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12个宝宝。”

技术在创新，企业在探索，地方政府也在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在2017年底成立了贵州省农业信贷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主要的投放对象就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的是以扶持企业来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助力脱贫攻坚。此外，还通过建立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三方风险分担机制，持续加大对56家贫困县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支持，满足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融资担保需求。”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副省长王世杰告诉记者。

改革：为有源头活水来

打通金融服务与实体需求间的梗阻，光有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还远远不够，根本上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连云港市农科院院长徐大勇认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所以农村金融要获得实质上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近两年，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红利在加快释放。在去年两会上，“国家融资担保”一度成为热词。作为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于2018年7月26日成立，并于当年9月26日正式启动运行。201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

此外，为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今年2月，央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明确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目标，并且要求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政策保障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开展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当前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以推动省联社改革为契机，破除政策壁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外部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政策的支持，农村自身的改革也至关重要。“让更多资源要素流入农村，需要盘活农村自身的资源，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夏涛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不仅是国家土地管理制度和城乡间土地资源配置的改革，也将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和农村金融空间产生积极影响。“‘两权’抵押贷款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经营由分散的小农生产逐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而且缓解了“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融资额度都可以得到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