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信用制度的变迁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晋商像静夜长空划过的多彩彗星，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因为“信用”，他们纵横明清商界500年；亦是“信用”，使晋商走向衰落，落寞收场。作为主角的“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始终决定着故事发展的走向，用历史书写着“以诚立商”的文化底蕴。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信用”的角色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信用机制也在变迁中发展着。

“信用”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对晋商信用制度来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信用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文化”为主流。孔子以“仁”为核心，董仲舒则吸收先秦儒家之长，讲儒家基本道德归纳为“仁、义、礼、智、信”。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将信任和忠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贯穿于晋商经营始终，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商业理论。而传统文化中的仁义、诚信也成为弥漫在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出现一种“集体主义惩戒机制”，即人们会排斥不诚实的人。当诚信成为新的博弈规则时，商人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深深懂得，只有讲求诚信，才能近悦远来；取不义之财，只会自塞财源。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晋商企业中，东家与大掌柜的关系采取“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被东家赏识的经理，则会以忠义报答东家知遇之恩，在年终交出满意的答卷。在与蒙商、政府、个人商户等进行交易过程中信守承诺，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信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关系的发展，打破了交易的时空限制，为企业扩大销售额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信用关系的发展，交易双方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信用风险。而防范信用风险，也成了晋商信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唯一宝贵的资源是人，真正的风险也潜藏在人里面。因此，人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对于普通雇员，在选拔中规定必须为山西人，且必须有家道殷实者担保，并且通过实际业务操作给每个人锻炼考验；对掌柜，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同时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另外，东家还通过薪金制和人身顶股制等方式进行激励。

在业务经营中，通过资本筹集制度、防伪密押制度、薄记制度、“过标”与“标期”制度、业务报告制度等准确了解经营状况，把握市场动态，防范风险，牢牢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

明清时期，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生活。官商结合的合约交易方式，成为晋商重要的商业实现方式，影响晋商信用发展。一方面，晋商依靠政府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不断扩展票号，实现汇通天下，至此，晋商发展达到了巅峰。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参与游戏的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若有一方违约，必然会打破这一均衡。而政府在参与社会信用的过程中的特殊角色（即，既是博弈的参与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决定了晋商与其合作，必是在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随着清末政府走向衰落，国家机会主义盛行，开始通过暴力手段强制募捐，改变了晋商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额，改变了其信贷规模。至此，双方的均衡逐步瓦解。而作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政府不讲信用，人们对晋商的信任也逐步瓦解。

信用制度是晋商的灵魂，悲哀的是，清末，社会环境动荡不安，靠共同观念维系的内在控制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内在控制的软约束和无效性显现出来，导致了晋商信用瓦解。

如今，改革开放与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信用问题日益凸显，“信用”成为了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除了制定专门信用管理法律与信用管理制度、加大对失信者惩处力度之外，要认识到，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共同的文化信念，从而形成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信任关系，将大大减少信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