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乡音唤了乳名,从那片深情的土地上传来。即刻从了心,两元钱打一张返乡的车票,那绿色的巴士便载着满身尘土的游子,晃晃悠悠地匀速驶出了热闹的城市,穿过几个村庄,停在了我们村旁。巴士放下我,踩一脚油门儿,继续向北驶去。而我还要步行两里路,方可进村。
年少时,总是一味的向外走,探求外界的繁华多姿,走了多少年,遇到了多少磕绊,尚没有仰天长笑的功成名就,却常常伴有泣不成声的无可奈何。不可与人说的,便在这返乡的两里路上,钟情了田埂间的庄稼。秋收已过,那蔚然成林的玉米地早已被器械收割过了,只留下几颗秸秆,借着晚秋的风,对路人招摇着干枯的叶子。
用手轻轻的碰触毫无水分干枯的玉米叶子。你握紧了,它们便别无选择的碎在你的手中,你松手,它们会被碎碎的撒向了来处。是的,它曾经是一颗种子,长成幼苗,嫩黄嫩黄的那
种,破土、向生。再长至半米高,一米高,长出宽厚呈墨绿色的叶子,捍卫着存活的所有的意义 — —金黄色的颗粒饱满且排列有序的果实,洁白色的包衣护佑着她们。秋日里,目之所及的收获,都是大地的馈赠,大自然是最有心的。当然,农作物的长成,并非只有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农人们的匠心凿锤。
我不认为我的父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小时候家里种了地,也只是父亲作为农民儿子,延续着对土地的敬畏,有地可种,那便不可弃,是要好好耕种的。那些年月,父亲远在舟山群岛的海面上营生,关于土地的操劳便全然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那是1997年夏夜的一场灌溉,记忆里那年夏天是极度干旱的。夜里11点多了,我被母亲唤醒,睡意朦胧的穿了衣服,母女二人各手持了一个手电筒,匆匆地赶往田里去浇灌玉米。集体的大井,每家浇灌的顺序要抽签,无奈抽到了下半夜,这对于农民来讲,是一件寻常之事。那年我只有9岁,母亲才30岁出头,月朗星稀的仲夏之夜,方圆几十里的庄稼地里,母亲带着我,被淹没在成片成片的玉米地里。200米长的田埂,分8个麦畦,每个畦分为7段,每段接近30米,我负责做的就是等每个垄断之间的水满了以后,招呼母亲一声,让她改水道。身材瘦小的我,穿梭在黑夜里的玉米地里,那些硕大的叶子划过我的皮肤,很不舒服。等待的过程,我会感觉到月光穿过那一层层的叶子,洒在我的脸上,也洒在我的脚下。母亲会时不时地喊我一声,给我壮胆,也给自己壮胆。那个年代的夜晚不像现在的夜晚,乡间的夜晚也不同于城市的灯火通明,所有的光亮来自天上的月亮和你手持的电器。漫漫长夜,我喊了56次,喊着喊着,天也就一点点亮了。那是一整个夜晚,我蹲守在大地之上,与庄稼融为一体,而母亲守在距我30米之外的地方,守着她的女儿和口粮。现在提起此事,母亲如是说:“放到现在,就是那地不要了,也不会带你去”。时代不同了,这是作为80后江北平原上长成的我独有的记忆。我也常常感慨母亲这一代农村妇女是着实不易的,八九十年代,她们作为儿媳,要听婆婆的,走进21世纪的今天,又在默默的伺候着小一辈的、小小一辈的……着实让人敬畏。
两里路,硬是让我走了一个时辰,来回地想、不停地逗留……路过熟悉的邻人,亲切地唤了我的乳名,停下一辆摩托三轮车,招呼我,执意要载我进村: “给你这个棉垫子垫上,不脏。”那是一种热情,更是一种只有在老家才会有的归属感。天涯海角,不论你行至何处,总有一处村落,一方土地,一群乡里,敞开了怀抱等你归来。婉拒了好心的邻人,我继续踏实了脚下的路,归来或者离去,切莫忘了来路,切莫断了根须。根须在,生命才不会终止延续,根须不畏寒冷,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又是千万株蓬勃的生命。